2020年全国霾日数继续下降

行政机关还需要针对不同女性群体，以及某些突出问题采取具体措施和专门行动，有效促进女性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解决。

那么，如前所述，既然要进行概念与性质符合论证，首要任务便是发现一个好的征收概念，即符合当代财产权保障核心价值要义的理性征收概念，财产权保障的存续—价值二元框架亦当其用。在广义征收概念之下，价值保障事实上成为了财产权保障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37] 广义征收概念下对征收定性问题的忽视事实上也存在于规制性征收之中。所谓规制性征收的判断标准，其实并不是对规制性征收的定性，而是通过不同的标准对政府规制的程度进行的区分判断而已，以为警察权和征收的区分服务，而并非是立足于对规制性征收本身的范畴的界定。因此，不少学者指出，法院长期的规制性征收审判实践，并没有促进规制性征收理论的完善，而仅仅是在不断地扩大征收的范畴而已。这当然不利于财产权保障目的的实现，有可能导致大量原本具有存续价值的财产权仅仅只能通过价值保障的方式享有其部分利益价值，而难以保障其财产权的完整性。遵循这一思路，我国大量存在的被学者描述为规制性征收的行政管理现象也就能被纳入宪法征收补偿体系内，并且《宪法》第13条似乎也能为这一制度的引入提供规范基础，由此，构建规制性征收制度以实现规制性征收的实证化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第二，对于财产权的非具有正当性的征收，无法给予补偿，而应当予以撤销。但这同时意味着，若要确定地给出能或不能将规制性征收实证化这一问题的答案，仅依靠泛化论证还远远不够。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措施，这一决议宣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的法律继续有效，助推解决了当时面临的无法可依的问题，并且确认了社会主义法制在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之间的连续性。

当然，继续有效作为一般规则，决议文本中还前置了一个类似刑法但书条款的设定，构成了例外情形，根据这个设定，若旧法与新法（五届人大以来制定的法律）相抵触，则不适用继续有效的一般规则，不再生效。这是一个两层次的表述，中间以分号区隔开来，表示这两个层次相互间是并列的，考虑到决议起草者的字斟句酌，我们对这里突如其来的繁琐就不应视而不见。重申过去法规的效力……使我们在立法任务十分繁重、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集中力量去制定那些当前最急需、而过去又没有的法规，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法规。这是一种三阶段论的历史，三个阶段分别起始于1949年、1954年和1979年，每一个阶段的法律制定都是由所在阶段的宪制尤其是立法体制所廓定的，故而有阶段性的特质。

也是在这种对历史语境高度敏感的自觉中，我们可以由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历程中的经典文献出发，在学术上研讨共和国法制历史的叙述。如此抽象，问题就出现了，新法优于旧法难道不是法律秩序最基本的原理吗？换个表述，一般规则是旧法继续有效，而例外情形是不得与新法相抵触，如此一般法理还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特别决议？试想一下，难道每一届人大此后都要做出同类的决议，宣告此前人大的立法继续有效，这么做当然毫无必要。

在清理的134件法律中，已经失效的有111件（见附件一），继续有效或者继续有效正在研究修改的有23件。本文就是这么开始写的，在翻阅全国人大的重要历史文献汇编时，作者遇见了一颗此前被人遗忘的种子。[9]同前注[2]，《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措施》。这一连续性并非空洞、均质的，而是内含不同发展阶段，以进步为历史主流，同时也经历过短时期挫折的复杂实践。

如前所述，这个决议全篇就是一句话，只有260个字。已经失效的111件法律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 没必要做更多篇幅的引述了，1979年决议之所以会被理解为专项的法律清理，就在于解读者混淆了1987年的法律清理决定和1979年决议，或许简单地认为1987年的决定吸收或替代了8年前的决议。此前我们对1979年决议的分析围绕着继续有效，对于到底是哪些法律继续有效，我们仅止于一般的界定，旧法的旧指的是它们制定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之所以继续有效，是因为它们曾经有效但又一度在事实上被搁置。如前文对1979年决议的分析，1954年决议的关键落在了一律继续有效上，而使得决议有其必要的事件，就是宪法通过并颁布全国，这一点在决议文本中也铺陈在前。

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首尾衔接，是以五四宪法通过的1954年9月20日为起点的，此阶段按新宪法确立的立法体制，开启了人大立法的新时期，[22]当然这一阶段到何时终结，决议在文本上没有说，我们在此未必非要追求数目字上的准确。1979年决议在此意义上要更复杂些，一方面，它宣布继续有效，这种对前十七年旧法的延续可以说是一种回归，但另一方面也设定了不得与新的立法相抵触的条件，由于五届人大立法在决议时刻考虑到面向未来而开放的需求，就此而言，1979年决议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张力就更为丰富。

进入文本表述的内部层次，作为一份决议文件，由现决定所开启的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决议本身。先从第一个决议开始，严格说来，这不是一个单独的决议文件，而是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的一个条款。

事实上，历史在这里发生过一处交叠，就在彭真主持继续有效决议起草的当月，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时间序列上区分出新与旧之后，1979年《决议》所决议的问题就可以概括为：以五届人大作为一个新起点，此前所制定的新中国成立后旧法在新时期是否仍然有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在《决议》文本的现决定之后。虽然我们在历史文献中确实找不到直接证据，但六届人大常委会似乎就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或许在其任期即将结束之时完成法律清理并不是时间的巧合，而是立法机关非常具有时间自觉和历史责任感的一次举动。到此为止，共和国法制史上的三次决议叠印在一起，就形成了我国法制建设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这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效力问题的决议》，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凡与五届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法令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批准的法令相抵触的，一律无效。[30]周旺生：《立法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页。

[39]参见同上注，第64页、第145页。为了方便讨论，依据决议自身所设定的历史分期，我们在此将五届人大之前制定的法律称为旧法，五届人大制定的法律相应作为新法。

在概括彭真的思想方法时，王汉斌曾强调了八面树敌这四个字，[5]或许我们就可以用八面树敌的方法来解读这个由彭真主持起草的文件，也就是说，把决议放回到它存在的历史时空内，充分感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力量，在纵深的历史中把握它的来龙去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我们提出要认真对待这七年之隔，真正把握两个文件之间的历史性关联，仍必须要用历史的方法去勘探它们所在的语境。

连续性的叙事应当回归彭真所说的长时期视野，故而基于文献的谱系分析就构成恰当的方法，而在一段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法制建设的节奏不可能是恒定的，抓得紧放松了甚至丢掉了都是在同一主题下不同阶段的变奏。[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53页。

真正支撑起这个对旧法效力的历史决议的，是一场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一次面向未来在白纸上作画的新中国成立，法制建设的时间也由此开始，而1954年、1979年两次决议中出现的建国以来，也是自这一时刻开始的。显而易见，旧与新在这里不只是简单的时序相接，作为一种历史决议，这里面贯彻着彻底的破旧立新，非破不足以立。彭真所说的力量不足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万事开头难，立法人才欠缺，法制意识淡薄。四、时间的延伸：如何理解1987年法律清理决定？ （一）对1979年决议的误读 1979年决议，之所以重要甚至必要，是因为它面对并解决了1979年时的紧迫问题，近忧在前，并没有纠结于远虑的那种从容不迫。

[4]而本文所剖析的1979年决议，也在做决议的同时展开了一种权威的历史叙事，随着同1979年时间距离的拉开，我们也可以通过重返这个文件，了解内涵于这个《决议》的法制历史构造。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中间间距了七年呢？一方面，错误的解读就在于压缩了时间，逆推历史，于是把两个文件折叠在一起。

我们讲述法治中国的故事，并不只是关注进行时中的法治，历史，也即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经验的重要构成部分。比如，在某《立法学》教科书中，1979年决议出现在规范性文件的清理这个部分，作为一个例证，用以说明专项清理这种方法，该教科书全文引用了决议文本，但紧接着却对决议做出了如下阐释：这实际上宣布了同五届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法律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批准的法令相抵触的法律、法令要被废止，要进行清理。

1949年以其对旧法统的废除而实现了时间的开始，正是这一次对时间的重启，才有了1954决议在文本中自然而然所提到的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作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

五、余论：方法论的反思 构成本文研究对象的是1979年由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继续有效决议，随着论述的展开，文章也讨论了1949年、1954年的两次类似决议，以及1987年的法律清理决定，如何用某种谱系学的方法梳理出这四个文件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是本文自觉尝试的一种论述方式。[33]同时，在表述作为清理对象的旧法时，法工委的报告并未做阶段/层次的区分，其时间起止就是从1949年9月至1978年底，这种对历史的实用叙述，不同于1979年决议不吝笔墨地对历史阶段的区分，或许这也能表明1987年决定是一个实用导向的操作性文件，是一个决定，并未上升到决议的层次。[18]我们知道，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在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召开的，按照毛泽东同志开幕词所讲，此次会议主要有四个任务，制定宪法。[30]仅有的两次对1979年决议的理解，出现在两本主流的立法学教科书中，但遗憾的是，如果对比决议中白纸黑字的现决定……继续有效和学理阐释的要被废止或一律无效，相关解读显而易见都存在严重的偏颇。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19]在26日决议通过时，宪法已在9月20日通过，此后又通过了五部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及机构的组织法，而这次的决议则是在此次人大会议即将结束之时通过的。或许可以说，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程，法学研究者不妨让自己沉浸在这些文献汇编及其历史意义的网络中，不仅停留在这些文件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还要思考汇编者是以何种方式将不同文件汇集在一个整体秩序内的，在此意义上，法学研究的一个可能突破或许有待我们重新定义材料和史料。

（三）连续性的长时期构造 应该承认，长时期内我们对法制建设有时抓得紧，有时放松了，甚至丢掉了，彭真在1984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曾如是说。[3]由此可见，回到那个法制建设重启的关键时期，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继续有效决议，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举措。

如前所引，经过清理，1978年底以前的法律共134件，处理意见则是111件失效，而这已失效的111件法律又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有11件是已由新法规定废止的，第二种有41件是已由新法代替的，余下还另有两种情况。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想象成一座大厦的建造，那么1979年决议做出时还处在奠基之初，而到了六届人大任期即将结束时，则可见整座大厦的框架已经大体形成，而此时的法律清理也就像一次系统的内装修，只有完成了这个装修，[38]才有了七届人大万里委员长所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